东盟“Z世代”留学生沉浸式体验壮乡民俗

作为制裁的行政处罚与刑罚一样，必须贯彻责任主义，唯有责任主义的贯彻，才能确保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受贬损，才能发挥行政法规范作为决定规范对当事人行为的指引功能，也才能发挥行政处罚的一般预防效能。

沈春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修订草案） 审 议 结 果 的 报 告》（2018年10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2018.6，第746页。[14] 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范围》，载《现代法学》，2016.1。

一是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并没有包括决议，说明全国人大并没有将决议视为和法律、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件。（该报告无署名） 作者简介：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最近，《证券法》草案迎来三读，说明此时的《证券法》已经进入立法程序。[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人民论坛中透露，目前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有：疫苗管理法草案、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资源税法草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等。首先，法律修正案的提出主体没有明确规定，法律案的提出主体有明确规定。

例如，1981年6月10，《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属于个案法律。[28]通过修改，不仅使法官和检察官的称谓符合宪法，还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相一致，维护了社会主义法治即宪法秩序的统一。[vii]《大同书》，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44页。

对于辛亥革命后引起广泛关注的妇女参政运动的认识和评判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表述。当今，在人权的框架中谈妇女权利，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妇女权利作为一种人权这一命题应当成为理解妇女权利问题的根本前提。人的权利来自哪里？是凭借自然（或本性）而享有权利，也就是凭借人之作为人的资格而享有权利。[xv] 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7页。

以能力论权利的逻辑起点是对男女不平等现象根源的探究。固然，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压迫者是男人，被压迫者是女人，男人和女人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但是这种对立并非能够通过消灭对方而实现，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改变思维方式、改变行为习惯等手段而实现，而要改变这些则需要争取男性的改变，争取男性的配合，最后实现不同性别间的和谐。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别，但是向国家承担责任的要求是一样的。正如康德所说，在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被仅仅用作谁的（即便是上帝的）工具，除非他同时把自己作为目的。注释: [i] 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如果在设定某项权利时纠缠于这些问题，则妇女解放问题恐怕真的难以实现了。

[xv]不必凭借任何外物，人本身就是权利的依据。第二，妇女权利作为一种人权为当今中国妇女权利发展确立的基本的框架，只有在这一框架之下，谈与国家的关系，谈与男性的关系，谈妇女自身的能力提高问题等才不至于把不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才不至于使妇女权利的发展出现方向上的错误。[xvi]关于人本身作为人而享有权利的观点在当代已经是普遍共识，这一大的框架也为认识妇女权利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基点。[xiii] 从权利到责任的转换，这不是中国妇女的独特经历，是当时中国人共有的经历。

为什么要放足？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过缠足乎?[i]为什么兴女学？ 因为推女学之源，国家兴衰存亡之系焉。不仅男性群体认识到了女权天赋的性质，女性群体也有同样的观点。

[ix] 唐群英：《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女子白话报》，1912年第1期。不患无参政之权，而患乏参政之学。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iv]女性群体对此更是鼎立支持，认为女国民应当像男国民一样承担同样的义务，她们明确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与男性平责平权，试图在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承担同样的责任，这种性别平等观念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当男人的一切都成为女性效仿对象，成为衡量女性的标准时，则有悖性别平等的目标。误区之一：天赋人权被转换成了强国保种的责任和义务。仔细分析，这一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倒因为果的分析方法。[xii] 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第15页。

近代女权思想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妇女权利在天赋人权层面上的正当性。三者，在谈及妇女能力时，强调不要以能力论权利，能力与权利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并不是说鼓励妇女自甘平庸。

现世之女子，不知吾辈之学界浅陋，脑力未优，一切知识皆不男子若，试问有何能力可与男子平权？[xiv] 在以男人为参照物的基础上，从确立男女平权平责的目标，演变为女人的男性化要求，最终演变为女人不达男人之水平，因此不能平权平责。但必须正视的是，在近代女权思想中存在着一些误区，这对妇女权利的实现有着不利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甚至直到今天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其影响的存在。

如秋瑾在《勉女权》诗中所言：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误区之二：追求妇女权利的过程中把男人视为规范和标准。

[ii]为什么应当提倡婚姻自由？因为力倡婚姻自由，再济以（女子）学问，国家也自然强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已指出，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授天权一也。[xi] 严复：《孟德斯鸠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5页。[v] 第三，在保种强国框架下，中国女权思想特别强调妇女的自立与能力之于女权的意义。

二者，在谈及与男性的关系时，强调不要把男性当作规范和标准，不要女人男性化，这并不是说女人要与男人形成一种对抗关系。因此，要推动妇女权利继续发展，必须对近代女权思想进行认真彻底的反思，以揭示妇女权利的原本含义，让妇女权利回归到人权的命题中去。

二、妇女权利的误区：反思近代中国女权思想 不容否认，近代女权思想在妇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女性为国家、为民族承担同样责任的观念，女性为国家分愁解忧的思想，就说服国家接纳一定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而言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人权一词自从传入中国，它就有了自身特定的含义。

强国保种的实现需要女性参与，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妇女可以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其力量，而贡献力量是与责任相关的，因此，要求女性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在妇女权利转换为妇女责任的话语中，也分明看见了妇女的工具主义色彩。

近代女权思想中强调妇女的自立自强，这一点当然让人钦佩。一者，在谈及与国家的关系时，强调不能把女性当作工具，国家的设立本身并非目的，它是以人为目的的，这其中也包括女人，但这并不是说女性要与国家保持一种对立关系。[x]民权强调集体自由优于小己自由，其原因如严复所说：小己自由非今日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当然，指出并批判这些缺陷并非要苛责当时倡导妇女解放的先行者，而是试图使当代人警惕这类思想的延续。

这一命题对于女人也应当是有效的，1848年公布的《女性独立宣言》就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一切女人和男人都生而平等。在希望实现与男性平权平责的过程中，甚至出现更为极端的平等观，试图在一切方面与男子相等，秋瑾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对男装有兴趣。

一、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保种强国框架下的话语表达 在中国，最初提出妇女解放思想的是维新派男性群体。文章来源：《人权》2009年第1期。

在这种观念中，要实现与男子相同的地位，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并非作为人本身的诉求，而是作为与男人相同的人的诉求。但是这些客观上所得到的好处并不能掩盖近代女权思想中存在的缺陷。